冤亲债主的干扰原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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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参加某家公司关于某一久负盛名的大型制造业项目的报告会，令我非常诧异的是，现场居然坐满了人，而且一大半是外国人。主讲人是一个极其可能具备印度血统的西方人，因为他满口印度口音，而且语速极快。当然，无论如何，现场的大部分人是可以忍受的，因为这家上市公司的名字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没有任何人，无论是投资者、行业专家、竞争对手还是下游用户，胆敢轻视这家年营业额超过10亿美元，毛利超过3亿美元，曾经一度拥有50亿美元市值的大型制造业企业。虽然做的事情和国外的传统制造业没什么区别，但是搭上了清洁能源的快车，就被政府赋予了高科技企业的光环。假设你原先不了解这家公司，只是坐在那里，听到如下的描述：为了建设一个全新的工厂，以生产某种高纯度原材料，地方政府帮助该公司在一个月之内推平了一座小山，并且把周围数千亩土地变成了平整的荒地；公司老板要求在12个月之内完成国外需要花36个月才能完成的大型工程，虽然完工日期被一再推迟，但仍然领先于国外的速度；只要国内不能生产的设备都从欧美或台湾进口，工程建设公司是国际最知名的大公司，整个项目投资金额为17亿美元（而且随时可能增加）……这一切岂不令人印象深刻？
　　
　　当然，如果你熟悉这家公司，你至少应该听说过如下背景资料：这家公司从建立到开始生产只有一年，从开始生产到在美国上市只有一年，从在美国上市到成为世界产量最大的企业只有一年半。在耗资17亿美元建设这个大型工程的时候，他们还在花费5-10亿美元拓展他们的主营业务。附带说一句，这家公司的老板，一个普普通通的中专毕业生，正在别处投资建设一个总金额25亿美元的大型项目。这样的数字即使在中东的石油富国也令人头晕目眩，更令人头晕目眩的是，它发生在中国内陆的一个贫穷省份的一个更加贫穷的小城市。
　　
　　上百个美国人和欧洲人，涌进会议室，如饥似渴地聆听关于这个工程的消息，丝毫不足为奇——这种事情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只能发生在中国。主讲人，即工程建设负责人，坦率地表示：这种事情在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发生。在中国，办事效率是这么高，政府是这么乐于帮忙，劳动力是这么便宜……还有，中国制造的东西质量不一定都很差，关键是你要在每一个环节严加控制；当然，这里的控制，显然掌握在设计施工的外国公司手里。在能够购买外国先进设备的情况下，本地设备没有优先权。当工程竣工开始生产之后，从主管生产的高级副总裁到高级工程师，绝大部分仍然还是外国人。附带说一句，该公司的CFO也是外国人。
　　
　　在工程建设期间，这家公司的股价从70美元下跌到7美元，并且一度逼近5美元。对冲基金大张旗鼓地卖空，投资银行不停地降低评级，咨询公司发出忧心忡忡的言论。现在，总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各种拓产计划，只能完全依赖自有资金和本地银行贷款来完成。公司的负债率是那么高，流动性又是那么紧缺，甚至引起了省级和国家级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除了让老板一夜暴富之外（当然，老板的财产已经缩水90%），这家公司雇佣了超过10000个员工，带动了上下游的几十家企业，在当地的大街上找不到几个与该公司毫无关系的人。最近几个月滚滚而来的信贷热潮，有很多都进入了这样的高负债、资本密集、风险极高的所谓高科技制造业企业之中，除了让人感叹公司的政府关系良好之外，也令人不得不对银行的坏账前景感到担忧。
　　
　　在会议结束之后的鸡尾酒会阶段，你会听到许多不同的观点，绝大部分是站在该公司的对立面的。在座的有银行家，有分析师，有许多对高科技、清洁能源感兴趣的实业家，还有保险公司、管理咨询顾问和公益组织代表。在礼貌地祝贺这家公司高效率地完成了工程之后，他们会低声说：“显然是骑虎难下了……投入了这么多钱，生产这么复杂的东西，但是产品的价格却从400美元骤然跌到了100美元。如果是我，我也会感到进退两难。他们很有气魄，但是气魄不能解决问题，有时候太大的气魄反而会把你送进地狱……战略家和赌徒，很多时候是一块硬币的两面。”
　　
　　有人会提醒大家，其实工程还没有完工，今年之内都只会完工三分之二。即使顺利完工了，生产成本仍然会是国外先进企业的两倍——是的，你没有听错，就算有廉价劳动力，就算有廉价的水电资源，就算土地几乎是地方政府拱手白送的，这家公司的生产成本仍然比国际竞争对手高一倍以上。因为国外先进的制造业企业的研发能力、工艺水平和生产经验，都远远抵消了这家国内公司在劳动力和水电成本上的优势。我曾经跟许多行业专家讨论过，大家几乎一致认为，国外的生产商早已开发出了某种非常先进的新工艺，从而大幅度降低这种产品的污染、能耗和生产时间，同时还能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好几种革命性的技术正在美国、日本和台湾的试验车间里进行，只要其中一种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工程项目就完全没有必要存在了。当然，革命性的技术可能要五年以上才能真正实用化，我们现在知道的是，时间并不站在中国人这边。
　　
　　欧洲人和美国人在离开的时候仍然是惊叹着的，惊叹在金融危机之下，有的中国公司仍然敢投入数十亿美元之多，建设很可能不再需要的新工厂。他们还惊叹，数以千计的中国工人可以在外国施工单位的指挥之下井井有条地工作，而且没有死一个人。每天上班和下班之前，这些建筑工人都会站在工地一侧的铁丝网前，聆听施工单位专家的安全训话——当然，在这些专家背后最终掌控一切的，是今天主讲的那个外国人。
　　
　　在离开酒店的会议室之前，我贪心地喝完了一杯葡萄酒，吃了一点水果沙拉，然后暗自盘算：明年这个时候，我还能不能听到关于这家公司和这个工程的后续介绍呢？他们会像凤凰一样浴火重生，还是像过去三十年无数中国民营制造业企业一样，消失在黑暗中？每个人都想知道，但主动权不在我们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