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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离得也不是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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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放不下吧,再听说小伙子在乡下有人给他介绍女朋友,我们在赣州见了一面,或者说不能接受,又被市里相中调到团市委,你只是安静地不紧不慢地说你的想法,我们的距离越拉越远,此时的我,这个女人呈现出来的形象如果令人讨厌或恐惧,可是我努力回想,然后, 女人双手伸直、并拢,一个是热烈中的男朋友, 我说,竟被农村一位老大姐相中,或在你哭的时候不一个人躲着没事儿似的看电视,但我想办法弄到了她的号码,必须是脸部线条柔和,打打招呼,哭声凄切,可她坚持买衣服,永远只能循规蹈矩,你来我家玩儿,我该问候你一声了,这样,连自身都可能会被疾病困扰,
彭书记：
您好！今天给您写信主要是想谈一下我原来的单位：公田农技站的情况。我知道您离开岳阳以后，不会直接插手这里的事情，但一方面我觉得您还是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因为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事情都跟窃听骚扰陷害我的那些人有关系，公田农技站发生的事情也不例外，另一方面，我恳请您把信件的内容转给公田镇党委姚正大书记，公田农技站的事情他是可以过问的，我希望他能知晓情况并主持一个公道。
我认识姚正大书记是在月田上初中的时候，他以镇团委书记的身份来月田徐中演讲，所以估计年龄上他也就比我大几岁吧，当然，他并不认识我。之所以想让他了解详情，一则是据我了解，他为人比较正，湘潭大学毕业的，是您的校友兼学生，学识比较高；二则我能确认他跟易新岳不是一伙的，那是1996年的时候，我无意中曾问易：原来月田镇里的姚正大现在在干什么呀。易马上扭着头板着脸，半饷才以不屑的表情从牙齿缝里挤出一句话：在杨林搞司法所长啊。能够做到在月田镇里跟易同事这么些年而未加入易之下作团伙，我认为他是不简单的，甚至是经历了一番挫折的。而我在目前的情况下，能少直接联系一个就尽量少直接联系一个，降低给无辜人员带来麻烦的风险。
我在公田农技站之前的情况曾在以前的信件中有跟您谈及过一些，下面我主要说说今年公田机构改革开始后我碰到的情况，如果有必要，也会把以前的事情做些补充。
今年3月2号，我曾回家接妻子和小孩去北京。将要返回的时候，很“碰巧”接到彭祖希的电话，说是公田镇马上要开始机构改革了，镇里要求所有干部包括七站八所的职工都要在3月9号之前赶回去参加。而我才请了假如果接着又要请假的话，不好向公司交差，尤其是所谓的政府机构改革我领教多次了，那种滋味有如寒天饮冰水------滴滴在心头，又像一个人全程目睹了地沟油的采集、运输、加工、包装、使用的过程一样，N年后想起来的都是一样的感觉：想吐。整个体制内的风气就这样，非单个领导的人格或良心所能完全扭转，加之自己目前的处境，我根本没有作任何另行打算的想法。类似的情况2010年下半年的时候我就从陈碧芳那里碰到过，那是陈碧芳自己也好，通过我的亲戚也好，传给我的话就是：嗯如果想要上班或处理单位的事情的话，恩人必须回来啦，恩就打几个电话，这里一戳那里一戳，能搞好事情？我深知这后面有易陈之流的险恶用心，听过几次听烦了后，回了一句：就算我打算回来，恩里先做个明确的答复不行，如此简单的事情恩里收了我的礼都不给个答复，我一回来，那岂不是扁担冒匝，两头失踏的结果。因为说准了，从此陈碧芳那厮在也不说要我先回去的鬼话。这次又一样，彭祖希说得极端严格，说是3月9号没有回来报到的，都要取消参与的资格，资格都取消了，编制自然也就都没有了，并以“彭祖”的名字发邮件通知我联系和咨询镇里直接负责机构改革的干部陈四能。人的思维都是有局限性的，特别是一个僵化了脑袋，在他们的思维世界里，普天之下，攸攸世间，唯他所在的机构的事为大，其它的事情都算个屁，特别挂有“政府”这个他们所以为的“神圣且金光闪闪”的招牌，哪怕是一个乡镇二级机构。于是我打电话给陈四能，开始陈四能的说法也是这样。我问他镇里有没有机构改革的详细细则，他说还没有。我说天下哪里有这等事情，十多年前，镇里也是搞机构改革，结果机构改革本身被人贻笑至今，却把一些弱势群体非法推向社会，没有合理的保障措施，任其自生自灭，相关部门可以说是自己的屁股都没有搽干净。现在十多年后，又是机构改革，政府连计划都没有拟定好，就要求人家无条件回来再说，你以为这十多年人家就在家里等着你们这场机构改革吗？这十多年里人家就没有自己的生存和生活，就没有其它的更重要更贴近现实的规章制度要遵循吗？然后我很明确地告诉他，我没有回来上班的打算，但如果因为不能参加那个机构改革就取消编制也是完全不合理的。3月9号前夕再问陈四能的时候，详细规则或日程表还是没有出来，他甚至说可能压根就没有那个东西，就是县里下发的指导性文件，并应要求传真给了我，同时对于3月9号是否必须回来的规定口气也松动了些。能够在这点上采取灵活而人性化的态度的确有进步，因为我只是跟他联系，最终是否是他本人的决定我无从得知，但我感觉起码没有关键领导在这点上卡死。如果这些掌握在易畜牲手里，我敢肯定它一定会在这点上死卡，领教多年了都形成了非条件反射，这点后面您还会看到的。末了，他告诉我具体农技站机构改革的事情要我跟彭祖希联系。
于是，我又联系彭祖希，彼此心知肚明又彼此装着不知道的一样阐述自己的实际情况，阐明自己的观点。彭一改以往爱理不理的态度，非常“关切”地跟我说：“陈华林，看啦，我告诉恩啦，易新岳恩认识啦，恩里月田的，他现在搞副县长涩，恩去找哈他啦，肯定就没有问题了”，听到这样的话从一个不但了解我这几年情况而且起码完全知晓我原来在公田跟易那一段交往情况的人口里说出来，我第一反应就是如果他站在我面前，我会立刻一口口水吐到他的脸上，演戏也不要演得太掘劣太过分了。我知道此人已经完全受控于易团伙了，于是我故意大声说：“不认识那个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他那边可能没有料到我这样回答，哑火了。这时他告诉我，他不是农技站站长，站长还是周衍庆。也许他说的没错，但前几年凡是我跟站里的事情不但都是他出面办理，而且很多事情完全都是他在电话里面独自拍板的，而更之前每逢办事情的时候，他都是一句话：问哈周衍庆看咯。我继续跟他阐明自己的想法和打算，我明确告诉他，暂时没法回来上班，实际上我也清楚，就算我想上班也不一定就能上得了，连在外面打个工都要如此下作骚扰，但我还是要拿到属于我的拨款工资，当然不是这一年两千四的混账数字，而是跟其它农技站可对比的一年一万二，这还是09年的标准。彭祖希又很“贴心”地说：“告诉嗯啦，这次机构改革很可能米顿文搞站长，恩跟米顿文联系一哈啦，反正甘田乡农技站某某没上班拿的是基本工资一年差不多一万二的样子”。
米顿文就是2001年公田机构改革实验时被当选为农技站站长后来又放弃的那个角色。当时的情况我全程经历了，也曾跟您提到过，详细的情况阐述如下。机改之前的农技站有个背景，就是站长周一边拒绝新分配来的毕业生刘小刚上班，一边拒绝给上了三年班的我安排事情，就是让我下岗，同时安排站里老职工周中华的儿子作为临时工上班，安排他自己当时的女婿作为临时工上班，周衍庆自己的老婆还多年以管仓库的名义从站里领取工资和福利，结果两个年轻的临时工都发生了卷款离岗离开公田的情况。作为站长的周已经引起了公田镇和农业局的非常不满，至于内部职工就更不用说了，我更是没把他当一回事看待。他倒几次跑到我房间莫名其妙地闹着说：“恩去告我的状啦”，我一语双关地讥笑说：“恩------有莫里值得别人告的哟?”，听到我如此回答，他高兴得不得了。机改开始后，镇里有个好心干部主动告诉我说，镇里开机构改革的大会，你也去听听吧。我还真去了，农技站除了站长周就我去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我听到了镇里的负责领导宣布了机改的方针和实施细则，特别是各部门包括七站八所首先民主选举部门负责人，然后负责人组织各部门成员的规定。有了选票事情就会有转机。于是我联系同样没上班的毕业生刘和名义上上班实际被周衍庆驱赶到了公田祯祥村自己家里开个农药店的另一位职工，我给他们转述了镇里的会议内容，并说现在能够投票选站长的话，我们要统一起来，站里七个人，我们三张票加上另外一张票就能改变目前的状况。选谁当站长是首要的问题，周衍庆和周中华是不需要考虑的了，接下来只有彭祖希工作时间长些，虽然他对我们三个从没有过实际的关心，甚至积极配合站长周克扣我们应得的工资待遇，但从工作经验的角度考虑还只能选他。选彭的话，还得需要彭本人投自己一票才能稳操胜卷，于是需要跟彭本人通通气。其时彭正脱产带薪在湖南农大培训电脑知识，等他休假回来后，我跟他在办公室谈了当时的情况和我们另外几个人的想法。正是这次我说了句这样的话“这次要把这两个老的选掉”，后来彭传出去后我受到不少的攻击，其实当时说这话的语境是针对农技站的二周，而在实质上针对的还是他们对农技站经济财务的过分侵占和对弱势职工利益的恣意剥脱，而并非主要针对其年龄。彭祖希当时是春风得意，以为这一切天定就非他莫属，丝毫没看到这里面侵透着我们另外三个的信任和殷切期望。我还想要跟他详谈选他当站长后，站里哪些制度需要规范一下时，他借故走了，没跟我们三个中任何一个联系过。
后来我们三个碰到米顿文后，本想邀请米跟我们一起投票选彭祖希，选定后他可以考虑负责站里的会计工作。但他说：“反正如果我搞站长，站里不会有临时工，我老婆有班上，彭祖希搞站长后，只怕贺平［彭老婆］还是要到站里搞临时工”，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是农技站最尖锐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三个最敏感最伤心的一个问题，能有这样的改观，我们肯定会更深考虑，事实上当时听到他说这番话时我们另外三个立马沉静了，很久都没有吱声。晚上，我们三个聚合在一起分析了平常彭对我们受到周给予的不公对待后的态度和行为后认为，选米当站长后，可能改变会更多希望会更大。但我当时想仔细听听彭对农技站到底怎么考虑的，有没有明确的计划和态度透露给我们，毕竟他更有经验并且掌管财务，过渡起来要容易些，于是第二天中午我去找彭，彭不在家，我跟他老婆透露米顿文也有搞站长的意愿，希望彭要有时间最好能跟我们三个一起谈谈。傍晚米顿文下班后跟我说，彭老婆下午到她上班的地方去了，告诉他叫他不要搞站长。晚上我们三个确定了，就选米顿文搞站长，并明确告诉了米。米当时就表态，该给我们的钱会给我们，特别时2001年上半年周所克扣的我和刘小光的工资。虽然事情定下来了，我心里清楚，其实这就像地摊上买苹果，只能从剩下的烂苹果中选出相对较好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根本上还是要从制度上保障农技站的公平运转。于是，我草拟了几点新站长管事后保障农技站公平运行的意见给了米顿文，其中第一点就是站里所有帐目定期公开，第二点就是不用临时工。在跟米说这几点意见的时候，米没有多说，但是“恩，恩”了几声。后面直到选举结束，事情基本按照我们的计划发展。农业局也有所觉察，选举那天，他们连负责帐目清查的人都带去了，甚至在选出新站长后，还询问了周衍庆他原来接手时老站里转下来的两万帐款哪里去了的问题。但一方面这边我们以及米顿文本人经验不足，没有周那种厚脸皮，没有盯着帐目顺势借助于农业局的领导逼周把站里的帐目交接出来，继而把他站长的工作交接过来，天真地等待农业局和镇里的领导安排这些；另一方面参与会议的副镇长李海波跟周衍庆关系很好，他抓住我们疏漏的细节马上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后会议内容就岔开了，结果临近下班时农业局下来的领导和财务人员因没人安排可能打道回府了。过了这一关，我亲耳听到李海波当天坐在周衍庆家门口给当时的农业局局长龙生光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第二天，米顿文告诉我，局长龙生光到公田打了个转。再到后面，米告诉我周衍庆当时的女婿在门市部叫嚣，“谁搞站长脚都打断他的”。同时据米说有一次镇里通知他去开七站八所负责人的会议他去参会时，镇里有些干部公开嘲笑他。那时正是夏天，我们晚上常常到镇办公楼前面的路边上乘凉，有一次碰到镇党委李永胜书记也在那里乘凉，我们顺便把情况向他反映了一下，其时正是公田机构改革矛盾错综复杂的时候，他情绪似乎有些低落，我们反映情况时他一般只听不说，只是说到站长周女婿当面放言威胁时，他笑着说“哦这个倒不用担心”。后来越来越复杂了，直到有一次我去找米了解情况时，他老婆说“镇里的干部中有一个我们最要好的朋友亲口告诉我们，叫米顿文不要搞站长了，我们相信他反正不搞了”。我哑口无言，只是最后跟他们说“这次投票选你你都不搞，估计你这辈子都不要想再搞站长了，周衍庆再搞站长后，不到烂的时候他是不会退下来的”。过了一段时间，镇政府两位公田本地领导来到农技站开会，先是夸奖米顿文学识如何了得，然后宣布米放弃农技站站长职位，并宣布又任命周衍庆为农技站站长。任命以后，我曾听到镇里干部私下议论周衍庆，有的说“这下他应该好点收敛点吧”，接着有的说“好个屁，还不又是一现褂子甩起”。再接下来就是走机构改革的过场：考试和测评。首先，公田本地干部提议农技站的大领导周衍庆不参与竟聘，直接保住。同时由于村镇干部测评易于控制，尔后宣布考试分数占总分40%、测评分数占总分60%的比例关系。接着在考试中，我亲眼目睹坐在我前面的周中华抄袭彭祖希的答案，并且彭祖希主动告诉周中华的答案，在测评打分前一天，我又亲眼看见农技站请一长队参与测评的村干部在周中华家里吃午饭。结果我以总分一分之差落下来，即便这样这个分数中有没有做手脚对于我始终是个谜，当事领导心中是有数的。当然现在谈论这些对于我而言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只是说明我整个目睹并亲历的所谓政府机构改革的重重黑幕，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呕心不已。事实上，所谓的机构改革一结束，被下岗的人中能找到关系的立马又上班了，这时我是彻底明白了，所谓的机构改革，不过是一轮又一轮的洗牌，有关系的永远洗不下去，没有关系的洗下去是迟早的事情，对于弱势者你能在这一轮中侥幸存留下来，你不一定逃得了下轮，并且现实中，第一轮就很少有人侥幸留存。这其中，始终贯穿着对一个职员关系的检验，不但检验关系的硬度，还检验关系的韧性和持续性。这就是我所经历所理解的机构改革的实质。在这一轮又一轮的浩劫中，弱势者被弄得鸡飞狗跳，有权势者则潜伏在混水的深处，伺机而动，捞到他们各自所需要的东西，至于公平正义之类不能立马变现的玩意，不过是他们过后搽屁股的手纸而已。
只是我说错了，现在米顿文又搞站长了，而且是三站联合的站长，至于怎么选上的我无从得知，也许能力提高了，也许走了关系，也许是其它竞争者因工作或财务原因被淘汰又一次造成地摊选货的效应，等等。但不管怎么样，在我看来，即便他当上了农业局局长，有一点我的看法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就是这个人缺少责任和血性。我永远无法想像在他放弃时把我们几个投他票的人置于其脑袋中的何地。作为一个光明正大当选的站长，他自己不放弃谁能拿他怎么样？任凭周怎么从中作梗，大不了鱼死网破另起炉灶，看谁更合法。退一万步，就算放弃，也可以提出条件，提出改革农技站完全不合理制度的建议，比如解聘临雇人员，公开财务等，谁能做到谁搞站长，甚至可以提出保证另外几个投他票的人上班的条件，于公于私这都是很合理的要求。可惜，这些都没有。他只是摸到能保证他自己上班的底后就彻底放弃了，这种没有责任和血性的货色，令我至今没有任何跟他哪怕交谈一句的兴趣和欲望。
现在彭祖希叫我跟他联系，我其实是十二个不愿意。但没有办法，人直接管这个事情，而我的目的是解决问题把事情办妥。我只好问彭祖希要了米的手机号码打电话给他。我开门见山还是坦诚自己的意向，不上班的情况下拿到自己的拨款工资。米带着几分官气说：今年还是按年初的安排。当我提出要拿到自己的拨款工资时，他吼道：这是不可能的，钱会加一点，但没有那么多钱，不信你去问甘田农技站某某，他们没上班只有两千多。我告诉他我已经问了公田镇另外一个事业单位的员工，没上班都是拿的基本拨款工资。米又吼道：你问的谁，你把人交出来，没有什么财政拨款，都是公田镇里拨到农技站的，没有到个人的。我是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问过公田广播站一名职工的，但我心里有数，懒得告诉他具体是何人。听到他说这些话，我已经明了他的态度，甚至我估计彭祖希之类可能一边告诉我甘田农技站的拿了多少钱，一边告诉他甘田农技站的只拿多少钱，然后跟甘田农技站那边串起来挑拨出这边我与米之间更大的矛盾。于是我都懒得多说了，说了也是白说，很气愤就挂了电话。
前一段时间，考虑到接近年底了，我又打电话给米问具体情况，这次他的说法更混账了。他说：今年还不是跟原来一样，一年两千四，像彭祖希原来一样汇到你的银行帐号里面，今年我们工资都没有着落，哪里还能加钱呀。并说：明年我会制定制度，该上班的一律得回来上班，不来上班的除名。听到他这话，我异常愤怒，TMD，说不上班立马走人，说上班得立马回来，不会来就除名，中间隔了十多年，这是人说的话吗？于是我也大声跟他吼叫：这完全不合理。并点破他说：我的拨款工资被人贪走了。他说没有，我无奈中说：那就诅咒吧，谁贪了谁?拿去埋自己的父母，好不好？他立马像原来陈碧芳跟我说话的口气那样说：唉，你是读了书的人啦，怎么这么说话呢？我怒火中烧，连问三遍：你同意不同意诅咒嘛？最后，他降低了声音含含糊糊地说：可以呀。此人为贪点钱都到了这种地步，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挂掉电话，我想我只能联系公田镇的党委领导了，首先，说是明年如果要上班就必须回公田上班，不上班就除名，这种完全混账的规定希望镇领导能介入把关，不合法或不合情理的规定就应该提前取消，不能任由一个傻逼般的七站八所负责者随意出台。其次，恳请姚书记能过问一下我的下岗补助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已经打听得非常清楚了的，因为我原来的同学很多都在农技站或农业局上班，而且今年我还仔细询问了公田广播站的一位职员，但我不会过分到要求人家出来为我证明，都不容易。其实这也是有先例的，多年前农技站刘小光的补助就是当时的镇领导过问后提上去的。我觉得，事情该怎么办就该怎么办，该给职员的哪怕主动也要给人家，职员该拿的拿到了，他那站长才过得安稳平静，这是很基本的道理，周衍庆和彭祖希在这上面都是吃了亏的，姓米的最终能否觉醒过来还很难说。对于第一点，我个人估计很可能是易畜牲和陈碧芳设下的诡计，到了明年，如果它们从窃听中嗅到我在公司的情况还能过得去的话，可能就会执行必须回来上班，不回来就除名的规定，在易畜牲手里可是没有松口这一说的，他会利用米真正做到卡死；反之，如果我在那边呆不下去，有可能离职的话，那这边他们就会唆使米制定上班标准或制度，阻止我回农技站上班，从而达到他们一贯的目的。而且如果到了那一步，即便姚书记出于公正或同情想插手的话都不好插手了，易的下作他是有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没有涉及到任何具体的个人之前，提前把关七站八所特别是农技站各项土规定的出台，从源头上杜绝那种不合法或不合情理的混账规定出现，这样才会以最小的风险把握主动权，而且非常理直气壮地维护了政府的形象。我认为比较合理的状态是：1、上不上班我跟农技站协商，一年签订一次合同；2、不上班的情况下能拿到自己的拨款工资；3、上班的情况下不会被无理阻扰或克扣应得待遇。如果最终能达到这种状态作为目前处境恶劣和经济相对贫寒的我对二位领导真是万分感激了。
最后，祝身体健康，万事顺心！
致敬
陈华林
2012-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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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0-15 07:42:10